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约翰福音 Chapter 8，3.7
911的时候，我幸灾乐祸，穿着拉登的T恤衫到处招摇。那时候在念高中，我们一个班的人都很欢。虽然说，911是人祸，一定程度上是美国的国际政策导致的，而地震是天灾。但是不管怎么说，死的人都是无辜的。我的行为太猥琐了。
印尼海啸，我也说过那是他们排华事件的报应。几年来，日本韩国出点什么乱子，我都乐得很开心。我觉得这写都是韩国盲目自大，日本不承认二战罪行的报应。
卡特里娜飓风，印度洋海啸，我都当过铁公鸡。但是冲击麦当劳的时候我跑在最前面了。
我真的是很猥琐的一个人，我觉得我不配评论莎朗斯通。 但是希望大家都比我善良。”
家长为孩子之死心碎，呼吁查豆腐渣工程元凶。
中央政府说好好好要查。
查到校长，校长说我们早把教学楼检修建议上报教育局了。
查到教育局，教育局说，我们早把检修报告上报市县领导了。
查到市县领导，领导说我们也没钱啊，某某文件上说盖教学楼的费用就是XXX元一平米，教育经费就那么点，我们能怎么办啊，跟省里要省里也不给啊。
查到省领导，省领导说，中央本来就规定教育经费是市县级自理嘛。
查到建筑设计师，设计师说本来本地教学楼抗震标准就是7级，它来个8级，我有什么办法。
查到施工队，施工队说预制板是容易塌，它不是便宜吗？预算就那么点，我们能怎么办。
查到验收员，验收员说甲方催着要货，哪有那么多时间仔仔细细地查？
我写这些，并不仅仅是嘲讽“官僚推诿”，而是我确实想不出来这事具体应该怪谁。校方、教育局、县市领导、省领导、设计师、施工队、验收员……好像都有道义责任，但却说不清谁应该负法律责任。别看中央政府动不动义正词严青天在上的样子，其实我私下觉得它应该负最大道义责任，谁让它长期轻视基础教育投资呢？
当然也许它的责任是还不够轻视基础教育投资，如果它再轻视一点，把所有的中小学都逼成“希望小学”、“希望中学”，这样校舍反而安全了。米尔顿·弗里德曼不会觉得这是个玩笑—–他可能会从学理上同意这个观点。
以下几种情况下法律责任很容易界定：1）施工方刻意“偷工减料”以提高利润，那么施工方和验收方应该付法律责任；2）设计方马马虎虎，没有按照法定抗震标准设计，那么设计方和验收方应该负法律责任；3）教育局和地方政府贪污或者挪动校舍建设资金，或者接受贿赂将工程包给不合格的建筑商，那么相关官员要负法律责任；4）在具有资金和能力的情况下，官员面对下级的“危房”报告采取“不作为”行为，那么他们也应该负法律责任。
不知道倒的楼里有多少合乎上述几种情况。
很多人在“豆腐渣教学楼”问题暴露之后群情激愤，这种心情在灾民，尤其是有孩子伤亡的家长当中，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对于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而言，既然要反思，就要理性反思。不少人简直象亲眼见到“贪官”从“施工队”手里收取贿赂似的言之凿凿，但我宁愿在以下事实清楚之前暂缓定论：校舍倒塌面积和当地其他大型建筑倒塌的比例比较；倒塌校舍的建校时间和当地抗震标准出台时间的对比；当地抗震标准和倒塌建筑实际抗震标准；当地校舍建筑投资标准和实际投资数额。不是我不想站出来骂人，实际上骂人的造型又痛快又叫座，但我觉得对于媒体和关心公共领域的人而言，承认自己无知的勇气，和骂人的勇气一样重要。
理性反思和骂街反思的区别就在于，只有前者才能推导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比如：是否要修改抗震标准；是否要改变教学楼的建筑格局；是否要改变各级政府间的教育投资结构；如何提高公共建筑“施工队”的招标透明度和“验房员”的资格审核标准；如何加大基础教育资金投入及其使用的透明度；如何尽快系统检修地震带现有的教学楼……而骂街反思的结论一般只有一个：杀一批贪官。
很多人遇事喜欢笼统地高呼“杀贪官”，我却觉得这些个豆腐渣工程反映的中国各行各业都缺乏职业道德的情形。一个验房员不尽职尽责地好好验房，也要怪“贪官”吗？您可以说“归根结底来说还是要怪贪官……”，那好，全中国人都可以顶在这个逻辑下面，啥也不干，干也不好好干，以骂街为职业了。很多人还常常觉得“杀几个贪官”就能解决问题，当年朱元璋杀那么多“贪官”，最后杀出一个无比腐朽的大明王朝。本着法治精神，我却觉得任何惩戒都必须清晰到：什么证据表明，谁，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违反了哪条法律。
法治精神和“阶级斗争精神”的区别在于，只有个体的行为、而不是他所属的某种“集体身份”（“地主富农”、“当官的”、“房地产商”、“经济学家”、“民运”、“轮子”……），可以成为评定其“罪行”的依据。只有真正的法治精神，才能拯救这个几千年来在“暴政”和“暴民”之间循环梦魇的民族，只有法治。
十五年前，我是一个怀孕的女人，在不可预知的机缘里，走了三个广场：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莫斯科的红广场。那是动荡的一九八九年。
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我来到北京。清晨时刻，雾，还锁着昏昏的建筑，覆着疲惫的人群，广场在朦胧中却显得深不可测，像秘密无声的山谷。
但 是你知道山谷不是空的，一波一波的回声涌动，推着历史的隆重自转。一八九五年甲午战败后的呼喊，在一九一九年一战之后得到呼应；一九一九年的呼喊，「要民 主，要科学，要国家富强」，在一九四九年得到庄严的呼应：「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对着一九四九年的庄严誓词，一九八九年发出呼喊──
没有人想到，回应誓词的是屠杀的枪声、坦克的震动，和长达十五年的灭音。
可是亚历山大广场上人潮汹涌，上百万的东德人每天上街，高举着拳头，要求开放边境，要求民主自由。突然之间天安门的枪响传来，德国人走在街上，脸上有血色的愤怒，但是心里有白色的恐惧：天安门的屠杀，是否也会在东柏林发生？
我 到了柏林城外，想感觉一下乡村的情绪。中午的太阳辣辣地照着，小村广场上只有一只老狗趴着打盹，看起来安详静谧。但是在广场地面上，有人用粉笔画了什么， 白白的一片。我走近去看，画的是一个中枪倒地的人形，四肢呈「大」字打开，中间用德文清楚写着：「天安门，六月四日」。
又过了几个 月，我在莫斯科的街头。成千上万的人，孩子骑在父亲的肩上，母亲推着婴儿车，白发苍苍的老年人手挽着手，大声呼喊：「自由！自由！自由！」白色的布条横过 整条马路，用各种文字写着：「我们不要天安门！」每一条横巷内都藏着军用卡车，卡车里塞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紧抱着枪，全神戒备。
我 怀孕的那一年，柏林围墙被人民推倒；苏联帝国轰然解体。事后，我们知道，当呼啸的人民像洪水一样自街头流过，这些党的领导人躲在高楼的办公室里激烈地辩论 是否也采用「天安门模式」来保住政权。但是天安门的屠杀太过残酷，给世界的震撼太过剧烈，被过于巨大的罪行所震慑，两个城市的领导人，在最紧迫的时刻，按 住了枪口。
柏林围墙崩溃前夕，东德领导阶层乱了手脚，譬如说，对试图越墙逃跑的人民，是否还是一律「格杀」？一个高阶领导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就给自己立了一个分清是非的标准：天安门发生屠杀时，你是站在哪一边？站在人民这一边的，就是对的。这么一想，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北京的天安门，成为动荡中的东欧用来判别是非的准则、分辨真假的测谎器。
是的，你可以说，中国的血染大地成就了东欧不流血的革命。
2
十五年之后，在香港一个高贵的晚宴上，我遇见了这么一个姿态优雅的上海女性，从美国留学归来，在香港公司任经理，用英语说，「六四？不过是中国进步过程里打了一个饱嗝罢了！」
中 国的「进步」，在她身上那么清楚地呈现：经济的起飞已经培养出一整代欣然自得于个人成就而对「六四」一无所知的人。或者并非一无所知，但在物质追逐的游戏 中早已接受了一种逻辑，就是说，没有镇压，就没有今天的进步，镇压是进步的必然条件。对更年轻的一代而言，「六四」屠杀则根本不存在。历史的杀人灭迹，由 国家执行起来特别专业、特别有效。
中国在「进步」，像一个突然醒过来的巨人迈开大步在赶路，地面因他的脚步而震动。民间社会的自主空 间逐渐拓宽，民权观念悄悄萌芽，经济的发展更是举世侧目。二○○八年的北京奥运、二○一○年的上海世博，还没有发生，但是仅仅是预期就已经使得许多中国人 觉得光彩万分，心中满溢着强国盛世即将来临的自豪感。
然而有多少人看见，巨人是带着一个极深的伤口在赶路的？
「六四」的镇压，使得无数的中国精英流亡海外。诗人、作家、思想家、科学家、经济学者、未来的政治领袖人才……，这些中国最优秀的头脑、最细致的心灵，被迫留在异乡的土地上，幸运者成为别国的文化养分，不幸者提早凋零殒灭。
没 有一个真正富强的国家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或者应该倒过来说，不把人才当做国宝的国家，不可能真正富强。回首五十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 代被「文革」所折断；「六四」，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产党的历史简直就像一只巨大的筛子，一次一次把国家最珍贵的宝藏筛掉。一路抛弃宝藏，巨人你奔往哪 里？
或者说，「六四」被放逐的是少数，而且中国大，人才无数，反正筛掉了又有新的一代冒起。
再多的麦子若是掉在石 砾里，也是要乾枯的，所以麦子多寡不是问题，土地的丰润与否才是。只有当国家以制度来保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时，人才才可能像麦子落土悠然茁长， 然而只要镇压「六四」的道德逻辑还在──这个逻辑将对于党的忠诚凌驾一切，将粗暴的权力视为当然──那个制度就不存在，人才也无从焕发；集权的逻辑是一把 锁，锁住整个社会结构，让自由的心灵、爆发的创造力、无边的想像力处于不能动弹的地位。
高楼越来越多，道路塞满了汽车，商场人头钻 动，飞弹战机精良耀眼，奥运世博国威赫赫，这些或许都是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有两个问题不能回避：第一、它是以什么代价换来的？那个代价可以不偿还吗？第 二、它是可长可久的吗？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保障，就不会有真正对弱势的照顾、对异议的容忍、对强权的反省、对法治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对 正义的当仁不让，也不可能在文化艺术的创作上登峰造极……，缺少公平正义、缺少温柔力量、缺少自由精神的国威赫赫，难道是中国人真正的追求吗？
「六四」屠杀，不是中国这个巨人打了一个饱嗝，而是巨人身上一个敞开溃烂的伤口。伤口一天不痊愈，巨人的健康就是虚假的，他所赶往的远大前程，不会真的远大。
3
十五年过去了，谁看得见这个伤口？
国际看得见。
一 九九四年，我还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突然发现那一年的研究生数目骤减，几乎开不成课。我们很纳闷，几经推敲，找出了原因：九四年进研究所的，大致是一 九八九、九○年间进大学的人。天安门发生屠杀后，那一年汉学系几乎收不到学生。对中国的失望和厌弃，使得欧洲学生拒绝汉学。
十五年 来，欧洲人忘了「六四」吗？中国的市场，以及藉由市场所展现的国力「崛起」，赢得了国际的尊敬吗？中国的电视镜头跟着领导人出访，让人民看见，譬如说，法 国总统铺排的红地毯礼遇，但是镜头删掉的，是法国文化界、知识界、民间团体对中国人权的抨击。各国政府纷纷来到中国竞争市场，但是尊敬？对不起，没有人会 尊敬市场的；这个世界再怎么现实再怎么野蛮，最终赢得国际尊敬的，不是市场或武力，而仍是一个国家文明和道德的力量。今天美国失去好大一部分世人的尊敬， 不是由于它的国力减弱，而是由于虐囚事件暴露之后它所丧失的道德立场。中国要得到泱泱大国应得的尊敬，不在于市场之大，国土之广，人口之多，而在于它道德 担当的有无。
「六四」使中国的道德破产。
没有忘记这个伤口的，还有台湾人，还有香港人。
中共的领导人一定问过自己：为什么用「血浓于水」的「民族大义」跟台湾人讲不通？为什么对香港释出了大量的利益，香港人仍旧若即若离？领导人愿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答案：台湾人抗拒，香港人挣扎，和「六四」的道德破产是紧密相关的。
对于香港人而言，今天可以释出的利益，是明天可以收回的威胁。二十三条带来恐慌，难道和「六四」的血腥记忆无关？对于台湾人而言，听一个对自己人民开枪的政权大谈「民族大义」、「血浓于水」，除了恐惧和不信任之外，还可能有其他的感觉吗？
「六 四」屠杀代表权力的野蛮，理性的丧失，人性的沉沦，只要一天不平反，它就一天刻在北京政府的额头上。带着这样的「黥面」，你如何以文明的姿态去和台湾人或 香港人谈「统一」、谈「爱国」？简单地说，你，如何让人相信？这个沉重包袱，对于力求改革的新领导人或许不公平，但是政治责任本来就是「概括承受」的，不 是吗？
如果有人以为「六四」仅只是那一小撮流亡海外「不成气候」的民运分子的事，关系不大，那就真看错了。「六四」平反不平反是一个 良心的测谎器、道德的试金石，更是两岸政治和解路上一块怵目的绊脚石。北京政府如何对待「六四」，意味着它是走向民主自由还是继续极权统治，也关键地影响 台湾人对中国的态度。马英九在两年前纪念「六四」的文章中有一句话：「『六四事件』必须平反，这必将是大陆民主化与两岸政治统合成败的重要指标。」对于许 多台湾人来说，两岸的对峙，民进党不是问题所在，台独不是问题所在，真正核心的症结──北京领导人不可能不清楚──是中国本身的民主化进程，而「六四」， 是一个人们每天看着、无时暂忘的指标啊。
遮掩伤口所引起的最后的全身败坏，我们是目睹过的。二二八的流血事件被国民党遮盖了四十年。四十年中，家破人亡的痛苦无处申诉，流亡海外的委屈无法纾解，仇恨因为掩藏而更加深化；四十年后，国民党固然因而失去了政权，人民也被一种积累的苦大仇深所撕裂、所折磨。
「六四」敞开的伤口已经被掩盖了十五年；是抢时间尽快把盖子打开，让它在温柔中愈合？还是继续掩盖，让它在缄默中溃烂？
4
今 天，二○○四年六月四日，晚上八点，我会去维多利亚花园点亮一盏蜡烛，追思「六四」的亡魂，带着我十五岁的孩子。在我胎中时，他曾经陪我走过三个广场，看 人们用肺腑的力量在呼喊，不同的语言──德语、俄语、汉语，却发出一样的声音：「民主自由！」而如果孩子说，「母亲，我有自由啊，『六四』和我没什么关 系」，我想我会这样告诉他：
孩子，你是否想过，你今天有自由和幸福，是因为在你之前，有人抗议过、奋斗过、争取过、牺牲过。如果你觉得别人的不幸与你无关，那么有一天不幸发生在你身上时，也没有人会在意。我相信，唯一安全的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承担的社会，否则，我们都会在危险中、恐惧中苟活。
对于那些死难的人，我们已经惭愧地苟活；对于那些在各个角落里用各自的方法在抵抗权力粗暴、创造心灵自由的人，孩子，我更觉得彻底地谦卑。
为了你，孩子，不会有一天上了街就被逮捕或失踪，我不得不尽一切的努力，防止国家变成杀人机器，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国家。
在这个意义上，告诉我，谁，不是「天安门母亲」？
http://maozzz.com/blog/2008/ah-bag-bag/
……以前塑料袋在表面上是免费的，其实袋子的成本早已加入商品里面，在我们购买物品的时候，已经为塑料袋付过款了。这时候我们来做减袋活动，对超市来说是降低了塑料袋的使用量，也就降低了他们的支出，所以超市原来对我们的活动还是比较支持的。
但现在，国务院规定一下，超市要对塑料袋收费了，但是超市内商品的价格并不会因此而下降——等于说，塑料袋的成本已经在商品中收取了，顾客所另付的塑料袋的费用对商家来说就是纯利润了。这时超市就希望有更多的人使用塑料袋来增加收入，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如此不待见我们的活动了。……
新华网四川安县５月２４日电 题：一个灾区农村中学校长的避险意识
新华社记者朱玉、万一、刘红灿
他矮，胖胖的。
他所在的中学，是四川安县桑枣中学，是一所初级中学，在绵阳周边非常有名。学校因教学质量高，连续１３年都是全县中考第一名，周围家长都拼命把孩子往里送。学生最多的班，有８０多名学生，最前排的学生几乎坐在老师下巴前。
地震来临时，他正在绵阳办事。大地震动，他站不稳，只好与学校的总务长互相抱着。
手机打不通，电话断了，第一波震荡过去后，他立即驱车往地处重灾区的学校赶。
车开得飞快，路上他一句话也不说。
他惦记着学校那栋没有通过验收的实验教学楼，心里最怕的是那栋楼出事。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那栋楼建设时，学校没有找正规的建筑公司，断断续续地盖了两年多。到后来，没有人敢为这栋楼验收。
新的实验教学楼盖好了，老师和学生谁也不愿意搬进去，哪个都知道没有人敢验收的楼，建筑质量是什么样的成色。
当时，他还是普通教师，是学校为数不多的党员之一，别人不敢搬，他只好带头搬。
搬进新楼时，新楼的楼梯栏杆都是摇摇晃晃的。灯泡各式各样，参差不齐，教室本应雪白的墙上，只有底灰，什么都没有。
后来，他当领导了，下决心一定要修这栋楼。
汶川地震前安县桑枣中学校园一角 (来源：桑枣中学网站)
１９９７年，他把与这栋新楼相连的一栋厕所楼拆除了。因为他发现，厕所楼的建筑质量很差，污水锈蚀了钢筋。他怕建筑质量不高的厕所楼牵连同样质量可疑的新楼，要求施工队重新在一楼的安全处搭建了厕所，这样，虽然高层教室上课的同学上厕所不太方便，但是，孩子们安全。
１９９８年，他发现新楼的楼板缝中填的不是水泥，而是水泥纸袋。他生气，找正规建筑公司，重新在板缝中老老实实地灌注了混凝土。
１９９９年，他又花钱，将已经不太新的楼原来华而不实、却又很沉重的砖栏杆拆掉，换上轻巧美观结实的钢管栏杆。接着，他又对这栋楼动了大手术，将整栋楼的２２根承重柱子，按正规的要求，从３７厘米直径的三七柱，重新灌水泥，加粗为５０厘米以上的五零柱，他动手测量，每根柱子直径加粗了１５厘米。
这栋实验教学楼，建筑时才花了１７万元，光加固就花了４０多万元。
学校没有钱，他一点点向教育局要，领导支持，他修楼的钱就这样左一个５万元、右一个５万元的化缘而来。
教学楼时刻要用，他就与施工单位协调，利用寒暑假和周末，蚂蚁啃骨头般，一点点将这栋有１６个教室的楼修好。
对新建的楼，他的要求更是严。楼外立面贴的大理石面，只贴一下不行，他不放心，怕掉下来砸到学生，他让施工者每块大理石板都打四个孔，然后用四个金属钉挂在外墙上，再粘好。建筑外檐装修的术语讲，这叫“干挂”。
因此，即使是如前些天的大地震，教学楼的大理石面，没有一块掉下来。
他知道，教学楼不建结实，早晚会出事，出了事，没法向娃娃家长交代。
不是没有见过出事的学校，有的学校墙没弄结实倒塌砸到学生，有的学校组织不好，造成学生踩踏事故。
他不能让这样的危险降临在自己学生的身上。于是，他从２００５年开始，每学期要在全校组织一次紧急疏散的演习。
汶川地震前安县桑枣中学校园一角 (来源：桑枣中学网站)
会事先告知学生，本周有演习，但娃娃们具体不知道是哪一天。等到特定的一天，课间操或者学生休息时，学校会突然用高音喇叭喊：全校紧急疏散！
每个班的疏散路线都是固定的，学校早已规划好。两个班疏散时合用一个楼梯，每班必须排成单行。每个班级疏散到操场上的位置也是固定的，每次各班级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不会错。
教室里面一般是９列８行，前４行从前门撤离，后４行从后门撤离，每列走哪条通道，娃娃们早已被事先教育好。孩子们事先还被告知的有，在２楼、３楼教室里的学生要跑得快些，以免堵塞逃生通道；在４楼、５楼的学生要跑得慢些，否则会在楼道中造成人流积压。
学校紧急疏散时，他让人记时，不比速度，只讲评各班级存在的问题。
刚搞紧急疏散时，学生当是娱乐，半大孩子除了觉得好玩外，还认为多此一举，有反对意见，但他坚持。
后来，学生老师都习惯了，每次疏散都井然有序。
他对老师的站位都有要求。老师不是上完课甩手就走，而是在适当的时候要站在适当的位置，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是：下课后、课间操、午饭晚饭，放晚自习和紧急疏散时——都是教学楼中人流量最大的时候；他认为适当的位置是：各层的楼梯拐弯处。
老师之所以被要求站在那里的原因是，拐弯处最容易摔，孩子如果在这里摔了，老师毕竟是成人，力气大些，可以一把把孩子从人流中抓住提起来，不至于让别人踩到娃娃。
每周二都是学校规定的安全教育时间，让老师专门讲交通安全和饮食卫生等。他管得严，集体开会时，他不允许学生拖着自己的椅子走，要求大家必须平端椅子——因为拖着的椅子会绊倒人，后面的学生看不到前面倒的人，还会往前涌，所有的踩踏都是这样出现的。
那天地震，他不在。学生们正是按着平时学校要求、他们也练熟了的方式疏散的。地震波一来，老师喊：所有人趴在桌子下！学生们立即趴下去。
老师们把教室的前后门都打开了，怕地震扭曲了房门。
震波一过，学生们立即冲出了教室，老师站在楼梯上，喊：“快一点，慢一点！”
老师们说，喊出的话自己事后想想，都觉得矛盾和可笑。但当时的心情，既怕学生跑得太慢，再遇到地震，又怕学生跑得太快，摔倒了——关键时候的摔倒，可不是玩的。
那天，连怀孕的老师都按照平时的学校要求行事。地震强烈得使挺着大肚子的女老师站不住，抓紧黑板跪在讲台上，但也没有先于学生逃走。唯一不合学校要求的是，几个男生护送着怀孕的老师同时下了楼。
由于平时的多次演习，地震发生后，全校师生，２２００多名学生，上百名老师，从不同的教学楼和不同的教室中，全部冲到操场，以班级为组织站好，用时１分３６秒。
学校所在的安县紧临着地震最为惨烈的北川，学校外的房子百分之百受损，９０多位教师的房子都垮塌了，其中７０多位老师，家里砸得什么都没有了。
他从绵阳疯了似地冲回来，冲进学校，看到的是这样的情景：８栋教学楼部分坍塌，全部成为危楼。他的学生，１１岁到１５岁的娃娃们，都挨得紧紧地站在操场上，老师们站在最外圈，四周是教学楼。
他最为担心的那栋他主持修理了多年的实验教学楼，没有塌，那座楼上的教室里，地震时坐着７００多名学生和他们的老师。
老师们迎着他报告：学生没事，老师们都没事。
他后来说，那时，他浑身都软了。５５岁的他，哭了。
通信恢复后，老师们接到家长的电话，会扯着大声骄傲地告诉家长：我们学校，学生无一伤亡，老师无一伤亡——说话时眼中噙着泪。
他的老师们收入都不高，教师平均月收入１１２６．７８元。学校的墙上写着：“责任高于一切，成就源于付出。”
那时，在大震时分布四处的学生家长们的伤亡数尚在统计中，学校墙外的镇子上，也是房倒屋塌，求救声一片。但是一个镇里的农村初中，却在大震之后，把孩子们带到了家长面前，告诉家长，娃娃连汗毛也没有伤一根。
他叫叶志平，是安县桑枣中学校长，四川省优秀校长。
我大前天买了2瓶装的纯牛奶（辉山鲜博士1L装），喝了一瓶，昨天翻出来发现很鼓胀的瓶子……直觉感到要被猥琐。
去洗手池打开，噗一下喷出来一点，一尝，分明是酸奶……喝了一口试一试，感到味道不坏，就是水很多，影响口感，只好倒掉了……才两天么，好囧。
国难之际,新华社快乐地修改着中日大头目会见的照片,三易其稿,在违背新闻道德的快感里不能自拔.
